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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中的人与事

2020年7月29日  来源:建平新闻网  作者:     

1930年9月,吴宓自清华休假,前往欧洲访游,并于是年9月30日至次年1月28日在英国驻停,《吴宓日记》第5册(1930-1933)中对此有所记载。其中所记,有三次会晤较为引人注目。其会晤对象,分别为理雅各的儿女、T.S.艾略特以及曾经担任过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


对于19世纪以来再次兴起的西方汉学尤其是英国汉学,吴宓并没有表现出胡适那样的学术兴趣,所以他的牛津及伦敦之行,对于英国汉学的关注和记载,显然不及英国文学。而对于吴宓为什么会去与理雅各的儿女会晤,究竟是因华人留学生的引见,还是理雅各后人的主动邀请,亦或吴宓自己的主动请见,日记中语焉不详,故亦显得较为突兀。


不过,日记中记载,是日牛津大雨。如此天气之下,吴宓仍坚持前往理雅各后人的家庭招待会,似乎不像是一时兴之所至的突发奇想。


现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吴宓日记》,卷五,P144,三联书店):


下午4誜30-6誜00,赴Mr.&Mrs.J.G.Legge(Mrs.名Josephine)招茶会于其宅,115 Banbury Road,Oxford。即译四书之Dr.James Legge之子及媳也。客座五六,有主人之二女,其一在牛津大学之Somewill College肄业,治文学。宓最爱牛津大学之女生,以其有学问智识之美,而尤喜治文学与美术者。主人出示有正书局印售之中国画册。又出示其所收藏之善本书,如Wordsworth,Keats,Tennyson,Swinburne等之诗集First Edition。又导观其先德理雅各博士之画像并遗物,中有王韬于癸酉年(当系1873年)为香港人民代撰书送Dr.Legge回国序,刻镌大门内壁间。


宓由主人处假得Dr.Legge传一册。


从日记所载得知,这次“招茶会”,主人应该是有所准备的,其间不仅向客人出示了所收藏的有关中国的画册,另有英国诗人的善本诗集多种,同时还展示了理雅各的画像和遗物。日记中提到1873年理雅各自香港返回英国、曾经担任其中文助手的晚清文士王韬代表香港士民撰写赠送的序文,但说该序文“镌刻大门内壁间”似有误。王韬代为撰写之文,当初镌刻于一块配有支架的双面木屏之上,一面中文一面英文。推测吴宓写此则日记之时,尚不及翻阅从理雅各儿女处所“假得Dr.Legge传”,因为理雅各女儿所撰《传教士与学者:理雅各传》中,即有此序文及所镌刻之木屏照片。


不过是日日记中又提到当日“归而翻阅”该传记,而且还曾“记其要点”。所记除了理雅各的生平简历,亦有其著述若干。其中有一条为:Dr.Wang,native assistant;scholar;salary$20 per month。日记注释将此译为:王博士,本地人助手;学者;薪金每月20美元。其实,此处Dr.Wang,应该就是从上海南遁来香港避难的王韬。王韬抵港之后,在理雅各处协助其翻译“中国经典”。从王韬《与英国理雅各学士》一札内容来看,理雅各支付给王韬的助理翻译费似乎不菲。


理雅各1839年受伦敦传道会差派,前往马六甲华人社群中宣教,并主持传道会在此的英华书院和附属于书院的印刷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书院在理雅各主持下迁往香港。从此,一直到1873年最终离开东方返回英国,中间除了几次回国休假外,理雅各在香港生活工作了三十余年。其间在何进善、王韬等人的协助下,理雅各完成了成就其一生功名的 “中国经典” 之翻译。1876年,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首任中文教授,一直到1897年去世,在职21年,其间又完成了东方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麦克斯·缪勒主持的“东方圣典丛书”中的 “中国圣典”的翻译。理雅各在牛津期间,一共举办过36次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等内容的公开讲座。1877年11月,举办有关康熙、雍正两朝“圣谕广训”的解读讲座时,清驻英公使郭嵩焘曾应邀前往牛津旁听,这也成为19世纪末期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而在此前,理雅各亦曾带王韬前往牛津大学(1868年)演讲,那次王韬演讲的主题是“儒教与基督教之比较”,理雅各担任翻译。可以确信王韬的这次演讲,应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牛津大学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演讲。不仅如此,理雅各也应该是19世纪末英语世界涉足东西方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诸领域的先行者,不过从《吴宓日记》所记来看,似乎对此也没有特别留心在意。


相较之下,《吴宓日记》中对于与T.S.艾略特的会晤经过,倒是记载甚详,不过却是三访而不遇,第四、五次才见到。兹摘录所记如下:


1930年10月10日


正午,偕郭君访……T.S.艾略特君,未遇。见其女书记Miss Laura Hill(及司阍接电话之女工,均美秀而文,极可爱),约后会。


1930年10月11日


又访T.S.艾略特君一次,仍未值。


1931年1月14日


下午2:00出,……访T.S.艾略特,约星期五正午十二时半往晤。见其守门司电话之女书记,虽美,而不如昔之美。


1931年1月16日


十二时半,如约访T.S.艾略特君于Faber&Faber书店。在客室中谈片刻,约下星期二午餐细叙。是日仍见其守门之女书记。


1931年1月20日


1-3访T.S.艾略特(仍见其女书记,伤其美而作工,未嫁),邀宓步至附近之Cosmo Hotel午餐,谈。Eliot君自言与白璧德师主张相去较近。……但以公布发表之文章观之,则似若适得其反云。又为书名片,介绍宓见英、法文士多人,不赘记。


吴宓与艾略特,均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者欧文·白璧德门下求学。艾略特当年在波士顿剑桥的住处,迄今仍为哈佛周边的名人旧居之一,访者不绝。不过从吴宓日记中,实在看不出他此次一意拜访的目的究竟何在。二人见面之后,艾略特说自己的文学立场,与白璧德较为相近,而吴宓则认为适得其反。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只要翻阅一下《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大抵已清楚。以当时艾略特在英美文学界之声誉地位,吴宓“得其介绍见英法文士多人”,实在难得。这些文士,应该都是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姓者,倘若吴宓一一会见晤谈,倒也不失为中西文学关系史上的一桩雅事。遗憾的是,吴宓以一句“不赘记”,就将艾略特推介的这些英法文士多人打发掉了。


倒是日记中所记五次拜访,四次提到艾略特的秘书“美秀而文”,而吴宓则“伤其美而作工”,令人印象深刻。多情如此,盖亦不多见。对此,我的同事张新颖教授有极精彩之解读,此不赘记。


与上述两次会晤相比,吴宓日记中所记与庄士敦的会见,似乎是为了件 “正事”:宓以陈寅恪、浦江清、张荫麟三君推荐,又特荐浦君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中文助教(1931年1月25日)。而为了这次会晤,吴宓之前曾专门致函报纸及英国外交部,代为查询联络庄士敦,可见良苦用心。


彼时,庄士敦刚从中国返回英国,此前他曾担任过溥仪的英语和西学教师,以及英属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卸任回国之后,正准备出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现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之前身]的汉学教授。看上去吴宓对于19世纪下半期发展起来的英国之中国学也没有多少兴趣及了解,所以日记中所记多为人事——其实所记人事亦多语焉不详,倒是对其个人情感经历记述甚为用心——而不像胡适的欧游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有关欧洲汉学的学术日记。(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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