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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

建平博物馆的大晟钟为全国音高定调

2017年6月5日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     
建平县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北宋“大晟黄钟”编钟,对研究中国古代音律及乐器铸造工艺有重要价值。

建平博物馆藏的宋徽宗铸大晟钟为全国音高定调

辽宁日报报记者/王敏娜文/

大晟黄钟编钟,中间刻有“黄钟中声”四字。

 

我省的建平县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北宋“大晟黄钟”编钟,对研究中国古代音律及乐器铸造工艺有重要价值。令人奇怪的是,这枚千年之前的北宋编钟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北宋都城1000多公里外的建平?


山村挖出宋朝铜编钟


510日,记者在建平县博物馆看到一枚北宋“大晟黄钟”编钟,钟面饰蟠螭纹,铸有18枚钮饰。虽然钟体一些地方覆盖着铜锈,但难掩其精美与典雅。馆长刘亚彬介绍说,这枚编钟是198711月末,在建平县朱碌科镇水塘沟村挖出来的。时任建平县博物馆馆长的李殿福今年已经83岁,据他回忆,编钟出土地依稀可见一些灰渣、碎石和骨头,可见编钟的所处环境较为复杂。


“编钟中部阴刻‘大晟黄钟’铭文,与之相对的另一面中部阴刻‘黄钟中声’铭文,下部边缘横向还刻有三个字,但因磨损导致模糊不清,经辨认可能为‘凌棠院’。”李殿福说。凭借这些篆书,李殿福最终确认这枚编钟应该是北宋徽宗时期宫廷铸造的。

改变了北宋各地音律不齐的局面

编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每个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后的朝代也有使用。由于年代不同,其形状也不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建平县发现的这枚北宋徽宗时期所铸的“大晟黄钟”编钟,在外形上与春秋时期铸造的编钟十分相像,有人甚至误认为它就是春秋时期的编钟。李殿福讲道,相传宋太祖年轻时落魄于商丘,到高辛庙求神问卜,竟得到将来会贵为天子的预言,于是精神大振,开始奋发图强。崇宁三年(1104年),河南商丘出土了6枚春秋晚期宋公戍钟,而商丘又是宋太祖的起家之地,朝廷便认为是祥瑞。宋徽宗称此事“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者”,并召集工匠,选取精铜,仿照出土古钟式样铸造了12套编钟,即为大晟钟。


大晟钟的得名,则与宋徽宗主张创制的新乐——大晟乐有关。宋徽宗赵佶临朝掌政时,正是北宋王朝“日薄西山”的黄昏时刻,农民起义不断,邻国西夏、金国频频侵扰北宋,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为文饰太平,宋徽宗命文武百官创制新乐。再加上宋徽宗始终有“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想法,这加快了北宋王朝新乐的创制。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召集蔡京等官员对“大乐之制,太常乐器,琴瑟制度”进行商讨。蔡京等人推荐当时的音乐家魏汉津到宫廷创作一些颂扬圣德的音乐。崇宁四年,朝廷增设大晟府,掌乐律,宋徽宗亲自为新乐赐名——大晟。“大晟”一名颇有来历。宋徽宗在为大晟乐命名时,曾下过这样的诏书:“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在制作新乐时,宋徽宗有感于当时全国音律不齐的混乱状况,命“乐器制造所”和“泻务司”的工匠铸造大晟钟。


“大晟钟的制作也极为传奇,据说是以宋徽宗中指、无名指和尾指为尺度,作为编钟的律管长度,这一做法取自魏汉津的‘身为度、指生律’之说。”李殿福说,大晟钟的确改变了以往全国音律不齐的混乱状况。编钟铸成后,每套钟的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发送全国各州府,作为标准音律定音,真正实现了全国“音同高”,保证一首乐曲能够不走样地在另一地演奏。


“建平县博物馆馆藏的这枚编钟钟面刻有‘黄钟中声’,应是当时成套编钟之中的定律之钟。”李殿福说。据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幼平测量,目前国内所存“大晟钟”的基准音高全都是C大调的1音,也就是说,所谓的黄钟宫,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C大调。与其他朝代的宫廷音乐相比,由大晟编钟参与演奏的大晟乐庄严、悠扬且令人震撼。但从根本上讲,大晟乐是宋徽宗宣扬其德政的产物,内容上主要表现宫廷对太平盛世、风花雪月以及帝王的赞美。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大晟乐也陷入沉寂,仅存世22年。


被金兵掠往北方途中散落民间


时隔近千年,北宋宫廷御用的大晟编钟,为何在距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1000多公里的建平被发现?


李殿福查阅《宋史》了解到,大晟钟作为宫廷使用的“定制乐器”,精美而稀有,被金人看重。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被金兵掳往北方,一同被掠的还有许多金银财宝及宫廷用品,其中就包括用来演奏大晟乐的大晟钟。当时,金人连北宋宫廷教坊的乐器、乐书、乐章,乃至景阳钟架子两旁的柱子也一并掠走。


据史书记载: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掠运教坊乐器、乐书、乐谱;二十九日,掠运大晟乐器;二月十八日,掠运景阳钟虞。金人掠运的法器文物数量很大,分装2050辆大车。四月由汴京随同押运徽钦二帝的大队,一同起程北上,五月十九日,运抵燕京。在燕京,一半财货器物被赏给了从军将士,一部分存放于燕京官库,还有一些佛像、佛经、印版等被运往中京,一些器物被运往上京。


“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曾研究过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上京款大晟南吕编钟。此编钟是金人在运往金国的途中,几经辗转流落到上京会宁府境内。”李殿福说,他推测建平境内发现的“大晟黄钟”编钟,应该是与上京款大晟南吕编钟一样,在金兵押运的途中流失,且极有可能是在燕京时,被赏赐给某位将军,后来不知道因何流落到建平的一间寺院,被寺院珍藏起来。


李殿福曾到朱碌科镇水塘沟村进行调查,当地村民告诉他,发现“大晟黄钟”编钟的地方曾建有寺庙。“编钟下部边缘刻的‘凌棠院’三字可能是寺院的名称。”李殿福说,“可能因为寺院失火或其他原因,导致编钟被深埋于地下,直至上世纪80年代村民修路时,才得以重见天日。”


千年前,宋徽宗命人铸成的大晟编钟共有12336枚,如今被发现的则少之又少。国内一些致力于研究宋代大晟钟的专家曾对海内外的大晟钟进行过调查,目前,大晟钟遗物除散见于北京、上海、辽宁、河北、河南、陕西、湖南、山东等各地文博部门外,还有流散于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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