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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手册】王贺 | “数字人文”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

2020年5月11日  来源:建平新闻网  作者:     


比追溯起源更重要的是什么?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中国现代文学(包括近代、当代文学)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差异。当然,这一区别、差异主要是由研究对象尚未经“充分历史化”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仍在不断更新,对于材料的解释框架也显得更加多元和开放,因而在这一领域可以试验、发挥的方法,较之于古典文学更加丰富多元。近来在中国内地勃兴的“数字人文”研究取向,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学术动向才刚刚兴起,正如笔者对《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 1 一书的评论所言:“2019年,也许可称作中国大陆的‘数字人文元年’。这一年,大量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举行,予人目不暇接之感;不少学刊也开辟了数字人文研究专栏,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一夜之间如潮水般涌现;首个专业刊物《数字人文》的创刊,更为推动此一领域研究、建构学术共同体与新的学术范式,做出了必要的准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数字人文都成功地吸引了不少年轻学子和成熟学者的目光,呈现出爆炸式、井喷式的发展状态。” 2 相比之下,那种不断往前追溯“数字人文”在中国(或整个汉语学界)的起点和发展历程,并认为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已“舶来”数年之久的看法(出于一种建构学科历史的冲动?“数字人文”是否急于学科化?),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这样的说法可能仍显得笼统了一些,只能够描述、解释其在图书馆学、档案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特别是中古史)研究领域的进展,并不适用于现代文学研究等领域。

我们应该承认,“数字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等领域的应用才刚开始。不然也就不会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问题:既已有一定的历史,何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却见不到几篇像样的实证研究成果?事实上,从理论设想的层面讨论这一话题,始自2019年《现代中文学刊》发表的一组笔谈文章,它们集中讨论了“数字人文”如何运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这一问题 3 。只有尊重“数字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才开始试验的事实,我们才能有勇气提出、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之尽快从理论设想落地,走向实操,发展出真正的实证、经验研究,甚至进而形成新的理论思考,走向对现代文学整体图景的新解、别解?


       当然,这并非是说“数字人文”在理论、方法层面的探索无关宏旨。一方面我们看到,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在“数字人文”领域接连不断地出现,如弗朗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艾伦·刘(Alan Liu)所谓的“简式人文+”研究(short-formhumanities+)、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文化解析”说(cultural analytics)及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的“数字方法”说(digital methods)等; 4 另一方面,将这些源自西方文学、历史学的“数字人文”理论及相应的关键方法和工具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可能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唯有展开大量具体的研究工作,才有望形成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建构出兼具理论性、方法性与实证性的综合研究方法体系,这对于“数字人文”取向的现代文学研究及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将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这一切,首先都需要我们从实操开始。


如何从设想走向实操?


       从设想走向实操,无疑是极具挑战性和难度的工作。就实际的研究路径而言,笔者此前曾将其总结为“数字文献学”和“数字现代文学”两脉。关于前一方面,“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下述问题:与传统文献相比,现代文献本身有何特点?给文献学、文学研究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被数字化之后的文献本身有何特点?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已经无法脱离数据库,则又该如何看待数据库、利用数据库?学者与数据库的关系是什么?线上的所作所为与线下的学术活动有何关系等等。” 5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一些“数字人文”学者的眼中,似乎不算是正统的、重要的“数字人文”研究,但实际上,如果承认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史学、文献学性质,我们就必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譬如最近,就有学者在一非正式场合,以其主持增补钱谷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工作为例,直率地向目前的“数字人文热”发出批评:“我再三告诫学生,凡是电子文献,如能找到‘实物’,一定要以‘实物’核对‘电子文献’,不要迷信什么‘数字人文’。”这种鲜明的警惕、怀疑的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不仅是由于“数字人文”目前在国内几乎未遭遇任何有效的批评、质疑,更是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是“数字人文”研究必须进行回应、讨论的。其实,我们自己的研究经验也时常在提醒我们,在数字文献迅猛发展的今天,想要寻找其所依据、对应的“实物”——晚清民国的报章杂志、书籍、小册子、非正式出版物等,实属不易,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利用数字文献的同时,放弃了寻找“实物”的努力,依笔者个人的理解,这恰恰是近现代文献学研究的三昧之所在。


       不过,如果不是从事专门的文献学研究,而是一般性地利用文学作品、文献史料,是否有必要、有能力完成逐一以数字文献(副本)复核、对应纸质文献(母本)的工作,恐怕仍属疑问。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由传统的“实物文献学”发展到如今的“数字文献学”,尽管后者继承了前者的学术遗产,从中汲取了不少智慧和灵感,但很显然,它们之间的断裂、异质性要远远超过同一性。“数字文献学”要面对的,并非我们熟悉的数千年人类文明的载体——纸质文献、出版物,而是一种全新的信息生产、储存和传播形态——数字文献。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文献逐渐发展出了不同于纸质文献的独特形式,持续地影响我们的阅读、思考、写作及日常生活(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已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点)。


       后一方面,即“数字现代文学”研究,笔者曾将其概括为下述七个方面 6 :其一,传统的文献史料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文学文献辑佚工作在新世纪以来硕果累累,不出意外此后还会涌现大量成果。 7 但这仍然只是检索数据库、利用数字文献的结果,而“数字人文”真正的长处,或努力发展的方向,乃是超越检索,利用大数据和专门的技术、工具(无论是文本编码、语义分析、空间分析、地图制作,还是时间表、网络分析、可视化,皆有相应的软件、工具)、平台,展开专门的量化研究;其二,作家群体生平传记的统计、测量与分析;其三,文学社团、思潮、流派的时空网络及其生成谱系的研究;其四,文学思想史、观念史的统计分析和量化研究;其五,文学文本的文体学(风格学)、修辞学、语言学测量和情感分析等;其六,文学研究数据可视化及相关分析;其七,以现代文学(史)为主体的跨学科、跨地域、跨族裔、跨语言的比较与综合研究。正如弗朗克·莫莱蒂所说,他关于“世界文学”的一系列研究,对长期以来奉行文本细读这一研究方法(也 包括此方法背后隐藏的“极其狭隘的”“正典”观、文学观)的美国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一种挑战,也将文学和历史研究更加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催生了其对“世界文学”体系的理论思考。


但在当下,与理论设想、建构相比,最重要、最需要的是诸多实实在在利用“数字人文”方法所作的具体的现代文学研究。换句话说,我们深知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各方面、各层次的工作,对于“数字人文”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深知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呈现出互动共生、彼此依存的状态,但我们的确更应该深度介入或努力促成实际成果的诞生,使之从理论走向实操,让大家能够检验、批判这一新的取向是否真正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


何谓可视化?可视化何为?


       上述七个方面的“数字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研究数据的可视化及相关分析的应用,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值得专门讨论。文学研究数据可视化指的是将文学研究与地理信息系统(GIS)、图形设计与应用等工具、技术的运用结合起来,开展社会网络分析和数据的可视化展示。从大的方面来说,它的发展与人文学术界近年来出现的“视觉转向”、“空间转向”有关。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理解、阅读可视化图像,转到亲自动手制作可视化图像,通过可视化呈现自己的研究成果。 9 这一过程,借用黑格尔的术语,也可以说是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易言之,无论是文学研究的文本,还是文本中的空间、模式、叙事,都在构成可视化的对象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启示着可视化方法、理念的更新,从而以一种新的形式、关系,介入我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知识的批判性思考。


       对于可视化,在此有必要澄清两点。首先,可视化(visualization)不等于可视(visualize)。一般所谓的“可视”,是指通过可视元素传递信息,生成符合人类感知的图像,而可视化指的是使某种事物(甚至原本不可见的事物)、某一认知目标变为可见的动作、事实的过程,使之在人脑中形成可感知的图形、符号的过程、能力或结果。其次,据此应进一步指出的是,“数字人文”中的可视化并不是在沿袭传统的人文学术的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通过数据库、互联网下载一些图片,或是在研究中利用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视觉资料(如照片、美术作品、电影和流媒体等),或是绘制一些简单的图表,而是指提取和聚合研究中的数据,将其按照一定的形式和结构予以设计和展示。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数据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作为数据可视化基础的可视化编码、设 计等问题,还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数据的可视化方式与呈现方式的差异。总之,数据的可视化,绝非是图像、视觉资料的扩充或以此为据对文字资料所作的补充说明,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 


在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已有许多成熟的可视化成果。例如布朗大学数字学术中心的“加里波第与意大利统一运动档案”(The Garibaldi & the Risorgimento Archive)项目。该项目包含两个数据库,分别是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肖像和19世纪英、法、德、美报纸关于加里波第的报道图片,提供文本和图像两种类型的检索,后开发为电子展览。该项目不仅以多媒体形式复原了19世纪中叶在英国绘制的一幅加里波第的巨型画作,更以这一生平事迹全景图为主线,结合报纸上关于加里波第的图片、报道和近4000种文献资料,对这位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时空网络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其中的55个分场景、众多的地点,都有对应的文字解说和研究文献资料,为理解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和加里波第的生平、贡献提供了直观、丰富的解释。又如斯坦福大学空间与文本分析实验室的六个核心研发团队之一的“人文+设计”(Humanities+ Design)团队开发的从伊拉斯姆斯时代到富兰克林时代的早期现代文坛网络图(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与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文学科数据收集室” 11 的文学实验室(Literary Lab)团队开发的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情感地图(Mapping Emotions in Victorian London),将大量抽象或琐碎的文学和历史知识“表现为具有尺寸、规模、比例、位置、方向或具象的图形” 12 ,摆脱了一般基于少数作家作品而进行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模式,涵括了数千部相关作品,而这很可能是普通学者穷其一生都难以阅尽的。再如耶鲁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的约翰·阿什贝利故居线上游(John Ashbery’s Nest)项目,不独为观者/用户提供了足不出户、在线观览的沉浸式体验(immersive experience),更帮助人们领悟住所、实物、声音、各种纸质文献记录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关系。 13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无论是专攻一个作家的“专家研究”,还是偏重主题、议题的研究,或是文学社团、思潮史的研究等,现已累积有大量的文字、视觉资料以及部分音视频、多媒体素材,也许可以参照这些先行可视化成果,做出探索性的展示。


       然而,有必要重申的是,尽管可视化可能处于“数字人文”取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优先或中心位置,但并不是其全部。重视和推进文学数据的可视化,了解可视化是什么、可视化什么,以及如何可视化、如何“阅读”可视化的图表与图像,进而探索视觉形式作为知识生产、建构的可能性,这些固然都是人文学者目前和今后可以大显身手、首先进行实操的领域,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数字现代文学”研究(这些研究并非全部与可视化相关)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包含可视化在内的七个方面,都已初步显示出一定的可能性,也各有其相应的贡献和价值,它们必将共同促成“数字人文”取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推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甚至很有可能催生新的研究范式。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可能出现的过度理论化的倾向。正如克斯里·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认为的那样,“在大数据环境下,如果数据足够多、足够描述我们的叙事场景的话,其实理论建构并非不可或缺” 14 。这不意味着要拒绝批判性思考,而是要防止坐而论道,注重“数字人文”领域以实操、实践为导向的基本特征。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探索怎样才能在避免“技术崇拜”、“图像谬误”、“数字陷阱”与“白色噪音”内容生产 15 的前提下,通过数据、地图、表格的绘制和各种图形设计界面(GUI)、数字化形式的设计,以及进一步的文字解读,拓宽人类的认知疆界(使科学与人文深度融合),提升我们的数字读写能力(digitalliteracy),发展出更具批判性和思辨性的思想视野,回应传统人文学术的关怀并对其作出经得起反复讨论、批判的理论贡献(这一发展方向也被称为“批判性数字人文”)。而这些目标无疑还需要我们今后长期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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