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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2020年7月30日  来源:建平新闻网  作者:     

战时筹军食,艰苦计锱铢。

立国主外贸,四海积财资。

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

理财称前辈,德行众所师。


莫文骅这首追悼叶季壮的诗,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红管家”的真实写照。叶季壮,1893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新兴县船岗区水渭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东北人民解放军总供给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任贸易部部长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对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时后勤工作得到周恩来的称赞


1929年秋,粤桂军阀在三水鏖战。蒋介石利用俞作柏的外甥李明瑞同杨腾辉师,从武汉乘船经由海道进占梧州,攻打桂军侧后,桂军大败。俞作柏、李明瑞遂统治广西。因为中共在广西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俞、李想借重中共的力量,来巩固他们的地位;我党也想利用这半公开的地位,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此前,中共中央于1929年5月已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前往南宁。尔后,又派来袁任远、叶季壮等40余人。叶季壮被派到警备第四大队任职。


叶季壮到了警备第四大队后,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紧密配合张云逸开展工作。不久,张云逸又从教导队调来100名党员担任连排骨干。这样,四大队连以下的军官几乎都是共产党人。我党实际上掌握了这支部队。


1929年10月初,俞、李部属3个师被蒋介石收买反叛,广西局势突变,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立即部署撤退,我党直接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的一部分共2000多人,分别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从水陆两路(邓小平等行水路、张云逸等沿陆路押运军械、资财等重要物资)直往右江百色。在百色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29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时,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


1930年2月1日,又发动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建立了左江根据地。根据地和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后,部队和根据地人员迅速增多,为了解决供给问题,时任红七军经理处处长的叶季壮建议军部改薪饷制为官兵一致的供给制。经军部研究同意。在对全军官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具体确定了各项经费开支的原则,从而建立起红七军的一整套财经制度、供给制度。红七军上至军长,下至战士,都自觉地严格遵守这一制度,毫无怨言。特别是红七军各级领导,体谅党的困难,模范执行新的规定,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候,纵队司令员李谦还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张负伤时染满血迹的港币(伍拾元),交给辎重队长陆琼去办伙食。这件事使同志们受到感动。叶季壮知道后,从经理处拿出几十元给部队办伙食,将港币送还给李司令员。许多同志都把自己的防身钱拿出来帮助部队克服困难。


正当左、右江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发展的时候,1930年8月间,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三水、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在中央“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红七军奉命离开革命根据地,进入白区攻打大城市,转战于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四个省,行程7000余里,来到了中央根据地。在长途转战中,叶季壮率领经理处的同志不辞劳苦地进行筹粮筹款,购置被服、医药和各种军需物资,保证部队的行军作战需要。


在中央根据地,在经济来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认真抓兵工厂整顿工作,在设备简陋、材料短缺的情况下,动员全体军工人员想办法克服困难修造了大批武器和3000枚炸弹,从而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武装弹药的供应。周恩来赞扬这是红军兵工生产有史以来“空前的成绩”。


成为敌人炸不烂切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较好,国民党尚能拨一定数量的军饷和武器装备。但这远远不能解决我军的供应问题,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爱国华侨的捐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停止拨给我军的军饷和武器弹药,并与敌伪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造成敌后解放区经济极端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做后勤工作的叶季壮和解放区军民一起,坚决执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经常骑驴策马,翻山越岭,风尘仆仆,为组织开荒屯田,开发盐湖,兴办纺织、被服、制药、造纸等工厂,发展出口贸易而到处奔跑。他认真总结在瑞金中央苏区时期搞供给制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特点,建立起一整套八路军的供给制度。


在激烈而频繁的战争环境下,有一部分后勤人员觉得搞经济工作麻烦、琐碎又受气,不如上前线指挥打仗、冲锋陷阵来得痛快,不安心工作。为了从根本上帮助大家提高对后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叶季壮耐心做思想工作,他说:作战方针确定之后,后勤保障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负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本来是不用举例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碰到实际问题,有些人却糊涂起来了,把后勤工作置于不重要的位置,“而忘记了军械、弹药、军实、器材与粮秣是军队的命脉之一。”他指出后勤部的工作范围是包括军队供给(军需)、卫生(军医)以及兵站等三个部分,它与司令部、政治部一样是军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求全体后勤工作人员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坚守岗位,把工作做好。


根据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殊困难,叶季壮积极拥护我军实行官兵一致的供给制度,从总司令到一般战士,给养和被服一律平等,只是津贴上稍有差别,但也不过是五元与一元的差别而已。规定每人每天伙食费六分至一角,粮食每人每天一斤四两,战斗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半,如是麦子则发二斤,全军每人每年发给一至二套单衣,一套棉衣以及被服等。这样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尚能保证大家吃饱穿暖。这种战时供给制度成为我军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和重要经验。


为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叶季壮在部队中开展严格制度节约开支的运动。针对有些单位开支不严格遵守制度,诸如“先用后报”、“自立制度开支”、“随便超过预算”等现象,于1940年初在延安各军事机关部队开展了查账运动。这次查账运动的范围很广,包括财务收支、粮秣收支、器材的保管使用以及其它一切公物的爱护和合作社的经营等方面。通过这次查账运动,肯定了后勤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漏洞,并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把查账运动作为发扬经济民主的一种制度坚持下去,规定在各级军政首长直接领导下,定期讨论并检查一切财政开支、报销和粮秣的领取、公物的领发保管等工作。要求每个伙食单位每月查账一次,营以上机关则每3个月查账一次,要有士兵代表参加并把账目公布,接受群众的审查。为了便于执行,叶季壮提出,各种财政经济制度应一律写成“成文法”,陆续公布,最后编一本供给法规,同时加强培养会计人才,加强对财经制度的监督。所有这些,都对杜绝贪污浪费现象起了积极作用。


1940年以后,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并停止了对我军的给养,八路军又重新恢复了后勤部属下的兵站部,各地建立起一批兵站组织,以负责前后方之间的交通运输工作。叶季壮对如何办好兵站组织方面,作了许多具体指示,使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的八路军兵站组织,成为敌人炸不烂切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支持前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结束后,为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6日,党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6位同志作为先遣队去沈阳与苏军取得联系,为我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创造条件。


当时苏联红军有军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方人员也应有相应的军衔。我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三位同志中将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叶季壮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商业部长等职,作为陈云的副手参与东北解放区的财经领导工作。


当时苏联根据中苏协定,允许发行少量军票作为筹集给养之用,但苏军则大量发行,造成军票贬值,群众受到损失。为了稳定金融,叶季壮提出发行人民币来代替军票,维护了群众的利益,稳定了市场物价。他不顾身患心脏病而紧张战斗,努力发展经济,建设后方,支援前线,为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后勤供给策划巨细,劳苦功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贸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叶季壮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不久又任外贸部部长,还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协助周恩来总理和陈云、李先念抓财经工作。


叶季壮自觉地坚持对外贸易为我国的外交路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建国初期,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推行“禁运”政策时,叶季壮亲自指挥抢运滞留国外的大批物资,使国家经济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同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禁运”,在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上下大功夫,卓有成效。


1952年中锡贸易谈判是一例。当时,尚未与我建交的锡兰(现斯里兰卡)的主要出口商品橡胶价格大跌,销售困难,同时粮食欠收,主要进口商品大米价格猛涨,锡兰前总理科特拉瓦拉说:“这对锡兰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我国却十分需要橡胶。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叶季壮的直接主持下,我国同锡兰谈判并签订了大米、橡胶换货5年贸易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并着眼于发展同锡兰的友好关系,合情合理地处理了大米与橡胶的比价问题。中锡贸易协定是一曲反“禁运”斗争的凯歌,它播下了中锡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创立了同未建交国家开展政府间贸易的范例,对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为成员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亚非会议,叶季壮负责商谈起草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他利用会内会外的机会,广泛地同亚非各国的代表接触,宣传加强亚非各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探讨进一步扩大我国同亚非各国发展贸易的可能性。由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辛勤工作,较好地消除了其他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隔阂,促进了相互了解和亲善。为了贯彻“万隆精神”,亚非会议以后,叶季壮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一些非洲国家,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我国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同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解决了以前认为难于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增进了友谊。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政府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并进行逼债。叶季壮奉命代表我国政府同苏联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我国外贸出口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发动广大职工,依靠各地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促进生产,组织出口,为国争光。不仅提前还清了对苏欠债,而且还进口了急需的粮食、化肥、农药、轻工原料和供应市场的物资。外贸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不顾自己年高多病,忘我地工作。常常在深夜听取派驻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电话汇报。卧病住院期间,还把有关同志找到病床前了解情况交代任务,叮嘱他们切不能有误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发生。


叶季壮以经验丰富,工作踏实,掌握政策稳妥,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闻名。在长期经济工作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看报表,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晚,不看完不睡觉。他说:掌握了数字才能做到“胸中有数”。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搞经济工作数字很重要,数字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和性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有时要依靠我们提供的数字来决定政策,采取措施,决不能马虎。他经常向有关干部提问一些数字,不喜欢听“大概”、“估计”、“可能”、“差不多”之类的回答,因此,凡是参加他主持的会议,人们总要先仔细准备,以免“考试”不及格。


叶季壮在主持外贸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视正确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其指导思想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的要求,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积极组织出口和进口。他强调在制定外贸计划时,既要照顾到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又要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他十分认真地执行周恩来关于“重合同、守信用”的指示,计划确定后,特别是对外签订了的合同,除非万不得已,均坚决执行,不随便撤销,以维护国家的信用。对外贸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叶季壮坚持贯彻“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的方针。进口用汇保证重点,补助一般。在外汇使用上,他常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摸着石头过河”。他十分注意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调查研究,经常分析国际货币金融趋势,及时采取对策。在他担任对外贸易部长的十多年中,对外汇收支平衡一直抓得很紧,隔几天就要找有关人员谈一次,如发生外币贬值或收支不平衡时,就天天抓,经常盘算怎样增加出口,怎样把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花在刀刃上。


1962年,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叶季壮积极拥护和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协助陈云和李先念运用价值规律,在活跃市场、恢复经济方面,出了一些好主意。如用进口粮食和食糖加工高级糖果点心投放市场后,他亲自到街上商店去看动向,收集反映。叶季壮经常教育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曾向外贸部干部作过《关子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他同时要求干部努力学习业务,曾以国外一位多年经营鹿茸精、富有经验的业务人员为例,启发外贸职工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成为精通业务的内行专家。


叶季壮善于总结经验,帮助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工作中出了错误或偏差,勇于承担责任,从不往上推,不往下卸。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外贸部制定的计划也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定得过高无法完成,因而下面干部就出现强迫命令的现象。对此,叶季壮在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上,主动检查了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外贸指标定得太高,脱离了实际,使各省压得喘不过气来,下面出现强迫命令,根子在我们外贸部领导。由于叶季壮工作认真负责,扎实稳健,有真知灼见,作风又民主,因而财贸系统的干部都很敬佩他,长期与之共事的中央领导同志则很器重和信任他。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和决定有关财经方面的重大问题时,总要先征求叶季壮的意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主持财经工作,也经常找叶季壮去共商大计。李先念副总理曾说过:叶季壮批过的文件我批就放心了。


处处彰显“红管家”的革命本色


叶季壮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革命而理财,被誉为我党我军的“红管家”。他不仅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才干,而且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他饮食起居非常简朴,从不利用掌管财经、外事的职权搞特殊享受。


1963年,一位外国友人送给叶季壮一台手提式电视机,外贸部交际处按规定,派人送到家里给他过目,叶季壮叫交际处的同志带回交公。在他担任外贸部长期间,外国朋友送来的礼物不少,均按此原则处理,点滴不沾。他出国的机会很多,但从未给家人或亲友购买进口货。他曾教育家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近水楼台不得月,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格言。”


有一次,叶季壮要出国访问,经管人员给他重新做了两套料子衣服。回国后,叶季壮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还给公家。经管的同志不肯收他的钱,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就把衣服交给公家好了,反正你平时是不爱穿料子衣服的。”


叶季壮说:“按我的身体做的衣服,别人无法穿用,怎能让国家蒙受损失呢?还是退钱给公家好。”他坚持把制衣服的钱付给了公家。


十年动乱期间,“造反派”满以为叶季壮家中一定有很多的财宝或高级“洋货”。但抄家时,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洋货”,只好悻悻地离去。后来听说叶季壮在1961年出差广州时,突然中风住院,他的孩子们从北京坐飞机去探望,机票全由公家报销了。“造反派”如获至宝。把叶季壮的夫人马禄祯拉去批斗,没料到探病的飞机票根本就没有拿去公家报销。“造反派”又怀疑叶季壮把大量的金银财宝转移到老家去了,派出人员到叶季壮的祖居进行搜查,尽管把其已死多年父亲的坟墓都挖掘出来了,结果,还是没有捞到半根稻草。经过这场劫难,更显示了叶季壮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叶季壮为人厚道,密切联系群众,不仅对上级领导同志很尊重,对同级和下级关系很融洽,对勤杂人员也一样关心爱护,不摆官架子。在经常到他家里做客的人当中,就有一个炊事员王星成。这是1937年叶季壮因公赴太原时在一间饭铺里吃饭时认识的铺主,当时叶季壮在扯谈中觉得老王有爱国心,便带他回延安参加了革命,初时在“西北荣社”当炊事员,后来随叶季壮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做饭,解放后又派到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当炊事员。1958年回国后被安排在外贸部看热力表,自此,逢年过节老王必到叶家做客,叶季壮每次都盛情接待,弄点好菜饮酒聊天,无拘无束,亲密得很。那些秘书和警卫员们觉得首长这样做似乎有点“失身份”便议论起来。叶季壮知道后,对他们讲了《史记·陈涉世家》中的一个故事:“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当了陈王后,看不起过去一同给地主帮佣的老朋友,后来甚至借口这些老朋友对他不尊重,就和他们断了关系。他这样一来,穷朋友们很害怕,都走了。陈胜忘了本,结果众叛亲离,失败了事。我们共产党人,总要比陈胜高明得多吧,贫贱之交不可忘啊!”这一席话,给大家教育很深。


叶季壮还经常对同志们说:在革命队伍内,谁也不能高人一等,谁也不应低人一头。特别交代家人和秘书等,不管是司局长、处长还是一般干部、工人到家里来找他的,一定有要事,都不要拦阻。客人告退时他都送到门口握手告别。三年困难时期,他家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的是粗茶淡饭。有一次吃萝卜汤,连萝卜缨子也煮进去了,又没有油,吃起来发苦。女儿尝了一口便皱起眉头不吃了,叶季壮就给孩子们讲起一个故事:1942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跟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一起在南泥湾开荒种地,中午吃饭时也是一盆萝卜汤,陕北的萝卜又瘦又小,煮的时候又没切,缺油少盐,比现在的还要难吃,但当时朱德总司令、叶参谋长一边吃一边乐呵呵地说:“今天吃人参汤。”女儿听了之后,也不再嫌苦了。叶季壮是个非常俭朴的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中有一条旧皮带,注明是叶季壮用过的。他就是扎着这条皮带,经历了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年代,直到解放后的50年代,才被军事博物馆动员献出,作为我军艰苦朴素的例证。


更使人敬佩的是叶季壮那种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煽起“极左”思潮,诬谄和残酷打击老干部,叶季壮看到当时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滚滚乌云,内心忧愤难平,坐在病床上给毛泽东写信,倾吐为真理而战斗的心声。林彪集团三次派人上门来“查证”邓小平的问题,硬要他签字,三次都被他顶了回去。并对守在床前的家人说:“我决不能做亏心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


1965年1月,叶季壮第二次中风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度过了他最后的两年多时间。时值“文革”开始,他不仅因为自己受到种种诬陷而忧愤,更重要的是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于1967年6月27日逝世,终年74岁。


6月30日,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恩来总理在追悼会仪式之前,向到会的同志们讲述起叶季壮在建军、后勤、外贸、外援等方面的贡献,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号召大家向叶季壮同志学习。许多与叶季壮共过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怀念和称赞这位我党我军卓越的“红管家”。(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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